事情是从一通投诉电话开始的。

那种最寻常不过的，关于楼上漏水的电话。

电话那头，一个阿姨的声音又尖又急，带着浓重的广式普通话口音：“梁生啊！我同你讲，顶楼那家，就701，又漏水啦！漏得我天花板跟哭一样，墙纸都发霉了！”

我叫梁伟，是这条老街的社区网格员。

说白了，就是个管片儿的。

鸡毛蒜皮，东家长西家短，都是我的KPI。

“王姨，你先别急，我过去看看。”我嘴上应着，心里已经开始盘算。

701，陈伯的家。

一个独居的老头，快八十了。

印象里，他是个很“寸”（cùn，粤语，意为高傲、难搞）的老广。

见人总是下巴一抬，话不多，眼神里带着点疏离的审视。

他家漏水不是第一次了，但每次找他，他都爱搭不理，说自己会搞定。

然后就没了下文。

我抓起桌上的工作证，跟办公室里吹空调的张主任打了个招呼，走进了广州六月那片粘稠得像糖浆一样的热浪里。

老城区，骑楼下，湿漉漉的青苔和凉茶铺里飘出的中药味混在一起，是这里独有的气味。

那栋楼叫“德昌大厦”，名字倒是气派，其实就是一栋九十年代的步梯楼。

楼道里暗得像傍晚，声控灯时灵时不灵，墙上贴满了开锁、通渠的小广告。

我一边爬楼，一边肺里像揣了个破风箱。

六楼，王姨家的门开着，她正拿着个盆在滴水的地方接着。

“梁生你来啦！快看快看！就快成水帘洞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上确实印开了一大片水渍，还在不紧不慢地往下滴答。

“行，我上楼去看看。”

我敲了敲701的门。

铁闸门锈迹斑斑，里面的木门紧闭着。

“陈伯？”

“陈伯在家吗？我是街道的小梁。”

没人应。

我又加重了力气，拍得铁门哐哐作响。

回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里显得特别突兀。

还是死一样的寂静。

王姨在楼下探出头：“没用的啦，我敲半天了，一点声音都冇。”

我皱了皱眉。

这老头，搞什么鬼。

我把耳朵贴在冰凉的木门上，想听听里面的动静。

什么也听不到。

只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很淡，顺着门缝丝丝缕缕地钻出来。

像是什么东西放坏了，又混合着一股尘封已久的霉味。

我说：“陈伯可能出去了吧，我晚点再来。”

王姨不乐意了：“他能去哪啊？一年到头都看不到他出门几次的！再说，就算出去了，家里漏水总要解决的嘛！”

我有点烦躁。

这天气，这楼梯，这漏水，还有这股怪味。

我掏出手机，翻出登记表上陈伯的电话。

拨过去。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一连三次，都是同样冰冷的女声。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从我心底冒了出来。

很轻，但很清晰。

就像一根羽毛，轻轻扫过最敏感的神经。

“王姨，”我回头问，“你……最后一次见陈伯是什么时候？”

王姨愣了一下，眼神开始飘忽，努力回忆着。

“最后一次啊……哎哟，我想想……好像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不对不对，好像更早……”

她掰着手指，嘴里念念有词。

“好像是前年了！对，前年夏天！我看到他提着一袋菜上楼，还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嗯’了一声就上去了。”

前年夏天。

我的心，猛地沉了一下。

一年半了。

一个大活人，在邻居的视野里，消失了一年半。

我立刻给张主任打了电话，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主任，德昌大厦701有问题，业主陈伯可能出事了，我需要报警，申请破门。”

张主任在那头顿了顿，大概是被我的语气镇住了。

“小梁，你确定？别搞出乌龙来。”

“我确定。”我看着那扇紧闭的门，那股怪味似乎更浓了，“这里不对劲。”

警察和开锁师傅很快就到了。

楼道里挤满了看热闹的邻居，王姨在人群里说得唾沫横飞，把她和我刚才的对话添油加醋地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开锁师傅捣鼓了半天，摇了摇头：“从里面反锁了，只能暴力破拆。”

带队的刘警官点了点头。

电钻刺耳的尖啸声响起。

木屑纷飞。

门被撞开的一瞬间，一股浓烈到极致的气味，像一堵无形的墙，把所有人都推得后退了一步。

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味道。

腐败、酸臭、混杂着死亡的终极气息。

几个邻居当场就吐了。

刘警官皱着眉，戴上口罩和手套，第一个走了进去。

我也硬着头皮，跟了进去。

屋子里的景象，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客厅的窗帘拉着，光线很暗。

灰尘覆盖了所有东西，厚得像一层灰色的雪。

茶几上，一个陶瓷茶杯倒扣着，旁边是一份已经发黄干脆的《羊城晚报》。

日期是，2021年12月5日。

沙发上，端坐着一具……白骨。

是的，一具完整的，人形的白骨。

祂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款运动外套，一条深蓝色的长裤，姿势很安详，仿佛只是坐在那里看电视。

只是血肉已经消融在了时间和空气里，只剩下一副骨架，静静地维持着最后的姿态。

电视机是关着的。

电视柜上，摆着几个相框。

一张是陈伯和他妻子的黑白结婚照，妻子笑得很温柔。

另外几张，是两个小男孩，从牙牙学语到背上书包，笑容灿烂。

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冲到阳台，扶着栏杆干呕起来。

楼下，广州的市井生活依旧喧嚣。

车流声，叫卖声，孩子们嬉笑打闹的声音。

人间烟火，热气腾腾。

而仅仅七层楼之上，一个生命，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以最孤独的方式，回归了尘土。

法医来了，现场被封锁。

初步鉴定，死亡时间超过一年半，与报纸的日期基本吻合。

没有外力入侵的痕迹，排除他杀。

死因，大概率是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

也就是说，在那个冬日的某一天，陈伯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可能想看看报纸，或者休息一下。

然后，死亡毫无征兆地降临。

他的世界，永远停在了那一刻。

而外面那个更大的世界，毫不知情地，继续运转了一年半。

刘警官拍了拍我的肩膀，递过来一支烟。

“习惯就好。”他说，“这种事，在现在这种大城市里，不算稀奇。”

我没接，摇了摇头。

我怎么可能习惯。

接下来的事情，就落到了我们街道办的头上。

核实身份，联系亲属。

陈伯的档案很简单。

陈树雄，77岁，退休工人。

配偶，李秀英，2010年因病去世。

家庭关系栏里，清清楚楚地写着两个名字。

长子，陈建明。

次子，陈建辉。

但后面的联系方式，是空白的。

张主任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我。

“小梁，这事你跟到底吧。想办法联系上他儿子。”

想办法。

说得轻巧。

在一个人际关系已经高度原子化的社区里，找两个十几二十年没露过面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我从邻居开始问起。

王姨一听，话匣子又打开了。

“他那两个儿子啊，早就出国啦！听说是去了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反正混得很好，都是大老板了！”

“那他们……不回来看陈伯吗？”

“回？哼，”王姨撇了撇嘴，“有十几年没见过了吧。刚出去那几年，还寄信寄钱。后来，就没消息了。陈伯这个人又要面子，我们问起，他就说儿子忙，没空回。”

另一个老邻居，楼下下棋的李叔，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阿雄这个人啊，命苦。老婆走得早，一个人拉扯大两个仔。什么都给他们最好的，自己省吃俭用，供他们读大学，送他们出国。结果呢，养了两只白眼狼。”

李叔叹了口气，挪动了一下棋盘上的“车”。

“前几年，建明回来过一次，是来让老豆卖房子的。说国外的生意需要钱周转。阿雄没同意，说这是他和老婆唯一的念想。两父子大吵一架，不欢而散。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了。”

卖掉唯一的祖屋。

这几乎是压垮一个传统中国老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房子不仅仅是钢筋水泥，它是一个家的根，是所有记忆的容器。

我回到陈伯的家。

法医和警察已经撤了，屋子里空荡荡的，只剩下那股散不去的死亡气息。

我戴着口罩，开始翻找。

我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一些能联系上他儿子的蛛丝马迹。

抽屉里，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些旧信件。

大部分是水电煤的缴费单。

最底下，有一个小木盒子。

我打开它。

里面是一沓汇款单，和几封航空信。

汇款单的日期，从2005年到2015年，每隔几个月就有一张，数额从几百加元到一千加元不等。

是儿子寄回来的。

信，也是儿子写的。

我拆开一封。

信纸已经泛黄，字迹很清秀。

“爸，最近身体好吗？广州是不是又到回南天了？要注意风湿。我们这边一切都好，工作很顺利，孙子也很听话，就是总念叨着想见爷爷。等我们忙完这段时间，就带他回来看您。”

落款，建明、建辉。

日期，2014年。

每一封信，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内容。

客气，疏离，充满了公式化的问候和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就像一份份递交给上级的报告，汇报着自己的生活，却唯独缺少了最核心的东西。

——感情。

盒子的最底层，我发现了一张被压平的纸。

是一张小学语文试卷的背面。

上面用铅笔，画着一幅画。

画上，一个高大的男人，牵着两个小小的男孩，在公园里放风筝。

旁边用稚嫩的笔迹写着：爸爸，我和弟弟，永远爱您。

我拿着那张画，坐在满是灰尘的地板上，突然觉得喘不过气来。

一个父亲，珍藏着儿子童年的诺言，却最终死在了被遗忘的孤独里。

这世上，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吗？

我几乎翻遍了整个屋子，也没找到任何关于他儿子在国外的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

唯一的希望，落在了派出所的户籍系统上。

通过陈建明和陈建辉的身份证号，我们查到了他们最后一次的出境记录。

2003年，广州白云机场，飞往温哥华。

然后，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无音讯。

事情陷入了僵局。

陈伯的遗骨还存放在殡仪馆，等着亲人来处理。

可他的亲人，远在地球的另一端，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变成了一捧白骨。

张主任劝我：“小梁，尽力就行了。这种事，我们仁至义尽。登报发个公告，三个月没人认领，就按无主尸体处理掉。程序上，我们没任何问题。”

我看着他那张波澜不惊的脸。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从工作的角度，这只是一个流程。

可我心里，就是堵着一块石头。

我忘不了那具坐在沙发上的白骨。

忘不了那张稚嫩的画。

忘不了李叔叹着气说“养了两只白眼狼”。

一个生命，不应该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

不应该连最后的告别，都如此潦草。

我决定用最笨的办法。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

温哥华，陈建明，陈建辉。

我尝试了各种关键词的组合。

广州移民，华商，餐厅老板……

信息如同海啸，淹没了我。

无数个同名同姓的人，无数条无关紧要的信息。

我像一个在沙漠里寻找一粒特定沙子的人，渺茫，且绝望。

整整一个星期，我下班后就趴在电脑前，眼睛熬得通红。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发现，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

在一个温哥华本地的华人论坛上，我看到一个帖子。

发帖人，是当地一家地产公司的经纪。

帖子里，他正在宣传一个新楼盘，配图里，是一张签约仪式的照片。

照片上，一个穿着西装，头发梳得油亮的中年男人，正在和开发商握手。

他笑得很得意。

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写着：“恭贺我司金牌经纪Michael Chan，再次刷新本区独立屋成交记录！”

Michael Chan。

陈。

我死死地盯着照片上那个男人的脸。

他和陈伯相框里的那个青年，有七分相似。

尤其是那双眼睛，和微微上翘的嘴角。

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就是陈建明。

我点开那个地产经纪的头像，找到了他的公司网站。

网站上，有他的联系电话和邮箱。

那一刻，我的心脏砰砰直跳。

我不知道电话接通后，我该说什么。

是愤怒地质问他为何遗弃自己的父亲？

还是平静地通知他一个迟到了一年半的死讯？

我深吸了一口气，拨通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那头传来一个带着明显广东口音的英语：“Hello, this is Michael Chan speaking.”

声音很圆滑，很职业。

我用中文，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好，请问是陈建明先生吗？”

对方愣了一下，似乎没反应过来。

“你是哪位？”他换回了中文，但语气里带着一丝警惕。

“我是广州市越秀区，东山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我叫梁伟。”

“街道办？”他的声音更加疑惑了，“找我有什么事？”

我顿了顿，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足够冷静和客观。

“我们……找到了你的父亲，陈树雄先生。”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久到我以为他已经挂断了。

“我爸？”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干涩，“他……怎么了？他托你们找我？”

我闭上眼睛，仿佛又看到了那间昏暗的屋子，那具孤独的白骨。

“陈建明先生，你的父亲，陈树雄，于2021年12月左右，在德昌大厦701的家中去世。”

“直到上周，因为邻居投诉漏水，我们破门而入，才发现他的……遗体。”

我说得很慢，很清晰，确保每一个字都能准确无误地传到他的耳朵里。

又是一阵死寂。

这次的沉默，比上一次更长。

我甚至能听到他那边传来微弱的呼吸声，急促，且不均匀。

“你说什么？”他的声音变了，充满了难以置信，“死了？什么时候的事？”

“一年半以前。”

“一年半……”他喃喃自语，像是在计算一个遥远得让他感到陌生的时间单位。

“不可能！”他突然拔高了声音，“怎么会！他身体不是挺好的吗？怎么会突然就……”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我反问他：“你最后一次和他联系，是什么时候？”

这个问题，像一把尖刀，精准地刺中了他。

电话那头的呼吸，瞬间停滞了。

“我……我们……”他支支吾吾，语无伦次，“我们工作忙……有时差……他那个人，脾气又倔，打电话他总是不耐烦……”

他开始为自己辩解，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忙。

时差。

父亲的坏脾气。

每一个理由听起来都那么“合理”，那么“情有可原”。

可这些理由，都无法掩盖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你有多久没给他打过电话了？”我追问道。

他沉默了。

“半年？一年？”

他还是不说话。

“陈建明先生，你父亲的水电费，物业费，都是从他的退休金账户里自动扣款的。直到上个月，他的账户余额不足，停水了。水管老化，才导致了漏水。否则，我们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才能发现他。”

我的声音很冷。

我控制不住。

我觉得我不是在和一个儿子说话，我是在和一个陌生人，谈论一件与他无关的公事。

“那……那现在……要怎么办？”他的声音里，终于有了一丝颤抖。

但那颤抖，不是因为悲伤，我听得出来。

那是因为慌乱，和不知所措。

父亲的死亡，对他来说，不是一场情感的崩塌，而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需要处理的“麻烦”。

“他的遗骨，目前存放在市殡仪馆。作为直系亲属，你们需要回来处理后事。”

“回去？”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现在疫情还没完全过去，航班那么贵……再说，我这边生意走不开，一大堆事情……”

我打断了他。

“这是你们的责任。”

“我知道，我知道……”他急忙说，“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和我弟弟商量一下。我弟弟，建辉，你联系上了吗？”

“没有。我们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好，我来联系他。我们商量好了，再回复你。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

我把我的手机号和办公室电话报给了他。

挂断电话，我瘫在椅子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预想过他的震惊，他的悲痛，甚至他的愧疚。

但我没想到，会是如此极致的冷静和……功利。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父亲的死，而是回来处理后事的“麻烦”。

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第二天，陈建明没有联系我。

第三天，也没有。

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就打算这样不了了之。

直到第四天下午，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国际长途号码。

我接起来。

“是……梁生吗？”

是一个比陈建明要年轻一些的声音，带着同样的口音，但语气里，多了一丝犹豫和怯懦。

“我是陈建辉。”

陈伯的小儿子。

“我哥把事情都和我说了。”他的声音很低，带着压抑的哭腔，“我爸他……真的……”

“是的。”

电话那头，传来了长长的抽泣声。

和他的哥哥比起来，他似乎还保留着一点点为人子的基本情感。

“我们……我们商量过了。”他哽咽着说，“我们……回不去。”

我的心，又一次沉到了谷底。

“为什么？”

“我哥的公司正在做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他根本走不开。我……我的护照过期了，补办要很长时间……而且，孩子还小……”

又是理由。

又是借口。

无穷无尽的，听起来天衣无缝的借口。

“所以，你们的决定是？”我问。

“我们想……委托你们，全权处理我父亲的后事。”

委托。

一个多么冰冷，多么方便的词。

“你们的意思是，火化，安葬，所有的一切，都由我们街道办来代劳？”

“是的。”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哀求，“钱的问题你放心，所有的费用，我们都会承担。我们会马上打一笔钱过去。拜托你了，梁生，真的拜托你了。”

我沉默了。

我还能说什么？

法律上，他们有权委托。

道德上，他们早已一文不名。

“你们……连回来送他最后一程，都不愿意吗？”我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最后，陈建辉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

“我们……没脸回去。”

“没脸见他。”

我挂了电话。

窗外，夕阳正把天空染成一片凄美的橘红色。

我看着楼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每一个行走在路上的人，都有自己的家，自己的亲人。

他们会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会争吵，会和好。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真实的，是温热的。

而陈伯，和他那两个远在天边的儿子，他们之间的那根线，早就在十几年的时空和冷漠中，被彻底磨断了。

张主任听完我的汇报，只是点了点头，表情没什么变化。

“意料之中。”他说，“那就按他们的意思办吧。写一份委托书，让他们签字扫描发过来。钱到账了，就去办手续。”

他顿了顿，看着我。

“小梁，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人心，隔着肚皮，更何况还隔着一个太平洋。”

“你做得已经够多了。剩下的，就是公事公办。”

接下来的几天，我按照流程，一步步地处理着这件事。

陈建明很快就发来了签好字的委托书，一笔钱也很快汇入了街道办的对公账户。

钱很足，甚至可以说是绰绰有余。

仿佛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来弥补一点点内心的亏欠。

或者，只是想尽快地，用钱来了结这件“麻烦事”。

我拿着委托书和死亡证明，去了殡仪馆。

工作人员领我到停尸间。

陈伯的遗骨，已经经过清理，安放在一个白布覆盖的小推车上。

那副骨架，比我想象的要小。

一个曾经高大的，为儿子们遮风挡雨的男人，最后就只剩下了这么一点点。

我对着那副白骨，深深地鞠了一躬。

“陈伯，你儿子，他们不回来了。”

“他们委托我，来送您最后一程。”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在空旷的停尸间里，显得格外空洞。

我觉得自己像个小丑。

一个在对逝者宣读判决书的小丑。

火化的那天，天气很好。

广州难得有了一个晴朗无云的秋日。

我一个人，捧着陈伯的骨灰盒，走出了殡仪馆。

没有哀乐，没有亲人哭泣。

只有我，和一个与他素不相识的街道办工作人员。

按照委托书上的要求，我需要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市郊的一个公共墓地里。

我叫了一辆车。

司机是个很健谈的中年男人，他看我捧着骨灰盒，大概猜到了几分。

“送老爷子啊？”

“嗯。”

“家里人呢？”

“……在国外，回不来。”我撒了个谎。

“唉，现在都这样。”司机叹了口气，“仔女都在外面，老人一个人在家，最怕的就是这个。我老豆前年走的时候，我妹妹从北京赶回来，都差点没见到最后一面。”

他絮絮叨叨地讲着自己的家事。

我默默地听着。

车窗外，城市的景象飞速倒退。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

这座城市，每一天都在生长，在变化。

新的楼盘拔地而起，旧的街区被夷为平地。

人们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又像潮水一样离开。

每个人都在奋力追逐着自己的生活。

快到有时候，会忘了回头看看，那些被甩在身后的人。

墓地很安静。

我找到了陈伯的墓穴。

很小，很普通的一块。

墓碑上，还没有刻字。

我把骨灰盒，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

然后，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是那张，我在陈伯家找到的，画着风筝的试卷。

我已经把它过了塑，希望能保存得久一点。

我把那张画，和骨灰盒并排放在了一起。

“陈伯，我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这个。”

“但我想，您一定还记得。”

我对着那个小小的洞口，轻声说道。

“安心走吧。”

封上墓穴，一切都结束了。

我站在墓碑前，站了很久。

我想，陈伯的一生，就这样画上了一个句号。

一个孤独的，遗憾的，甚至有些荒诞的句号。

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手机响了。

是陈建辉打来的。

“梁生，事情……都办好了吗？”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办好了。”我说，“已经入土为安了。”

“好……好……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墓地的位置，我会发给你。照片，我也会拍给你们。”

“好的，麻烦你了。”

一阵沉默。

我以为他要挂电话了。

但他突然问了一句。

“我爸他……走的时候，痛苦吗？”

我愣住了。

我看着那块冰冷的，还没有刻上名字的墓碑。

法医说，是突发性疾病。

理论上，过程应该很快，不会有太多痛苦。

但我知道，他问的不是这个。

一个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独自一人，坐在冰冷的沙发上。

没有一句告别，没有一双可以握住的手。

电话打不通，敲门没人应。

在无尽的等待和失望中，慢慢失去意识。

这个过程，怎么可能不痛苦。

他的身体或许没有承受太多折磨。

但他的心呢？

“法医说，走得很快。”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安慰他，“应该……没什么痛苦。”

电话那头，又传来了压抑的哭声。

这一次，比上一次要汹涌得多。

“那就好……那就好……”他反复地，像是在自我催眠一样，念叨着这句话。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安慰？

我没有资格。

谴责？

我已经累了。

“还有一件事。”我说，“你父亲的房子，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房子……”他似乎被这个问题拉回了现实，“我……我哥说，委托一家中介，卖掉。”

我的心，最后一次，被狠狠地刺了一下。

人刚刚入土，骨灰还未凉透。

他们想到的，依然是房子。

是钱。

是那些他们当初为了得到，而不惜与父亲决裂的东西。

“我知道了。”我平静地说，“我会把这边的中介信息发给你们。”

“好。”

电话挂断了。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几只鸟从头顶飞过，发出一阵清脆的鸣叫。

我突然觉得，陈伯或许解脱了。

他再也不用守着那间空荡荡的屋子，等着那永远不会响起的电话。

他再也不用看着儿子童年的画，回忆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他终于，放下了。

而那些活着的，背负着愧疚和遗憾的人，他们的人生，或许才刚刚开始被这场迟到的死亡所审判。

我离开了墓地。

回到市区，我又去了一趟德昌大厦。

701的门上，已经贴上了派出所的封条。

我站在门口，还能闻到那股残存的，混杂着死亡和灰尘的味道。

楼下，王姨看到我，又凑了过来。

“梁生，搞掂啦？”

“嗯，搞掂了。”

“他那两个衰仔，没返来啊？”

“没有。”

王姨发出一声夸张的叹息，摇了摇头。

“唉，作孽啊！真是养儿防老，养儿防老，防到最后，连条尸都无人收！”

她的话，尖酸，刻薄，却又无比真实。

我没有接话。

我只是看着那栋老旧的居民楼。

阳光照在斑驳的墙体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是一个家庭，一个世界。

有多少扇窗户，在深夜里，亮着孤独的灯？

又有多少个“陈伯”，正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慢慢地，被时间遗忘？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我每次路过那些老旧的社区，都会下意识地，抬头看看那些窗户。

我会想，窗户后面的那个人，今天还好吗？

他有没有按时吃饭？

他有没有跟家人通电话？

他会不会，也坐在沙发上，看着一份过期的报纸，等着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明天？